在10名受访男性中，明确表述和“小姐”有过性关系的，为7人。
M05、M06都是文化人，有过二十多个性伙伴，其中包括一二名“小姐”。访谈中，谈论其它性经历的时候，他们会很自然，而谈到找小姐的经历，都显得有些尴尬。二人都说，如果不是因为与研究者是太熟的朋友，事先承诺了对我的研究认真负责，他们不会谈和小姐的事情。“圈子里不乏人知道我有情人，我却从来没有对别人承认找过小姐。”
那么，是什么使他们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呢？既然按照交换理论所说，人都是理性的，就一定有一个使他们做出这理性选择的因素吧。如果说警察对“嫖娼”者的打击使他们不得不对有可能“出卖”他们的人小心提防，从而维持不被罚处的交换机制的话，对于作为朋友或很疏离的研究者的我，事过很久之后的陈述显然不会对他们有任何伤害。按着交换理论来观察，他们在“交换”什么呢？
在后来进一步的追踪访问中，曾经很公开地携带情人出入京城文化圈的M06对此解释说：“找小姐不一样，多少有些丢身份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”
M05说：“找情人的事让圈子里的人知道不丢面子呀，因为大家都很开明，甚至会觉得你很浪漫，有‘名士风范’。但是找小姐则完全不同了，毕竟不光彩嘛，让人看轻。”
我追问：“既然是性观念很开放和开明的社交圈，为什么会觉得大家会因为你找小姐而看轻你呢？”
M05的解释是：“就因为找的是小姐呀！一个找小姐的男人，至少会让人们觉得没有本事吧。有本事就找情人了，怎么还会找小姐呢？”
会因为多性伴、婚外性而被看重(“浪漫”、“名士风范”)，却会因为找小姐是没“本事”的表现而被看轻，在这里，社会的评价标准，以及自感价值的标准不是性的越轨与否，而是一个男人的“成功”(有本事)与否。如果说M05和M06会因为找小姐而感到社会压力，那么这种压力也不是针对他们的性行为的，而是针对他们可能由此而显示的个人价值的贬损。
有意思的是，M05一再强调找的唯一一个小姐在国外旅行的时候，好奇，想体验一下异民族的风情，而且事后便后悔了：“嫖娼只有一次，那是在国外，导游组织的，实在是出于对异国女子的好奇。但感觉极不好，那妓女面无表情，像一个塑料人一样应付着我，心情大受影响，做了一会儿就软了，后来勉强折腾完，一出门就连连感叹：‘还是找情人好！’”
而M06则说，第一次找小姐的时候，还幻想那个女孩子会对自己有感情呢，结果很失望地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“有过几次去歌厅、找小姐之后，很害怕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。”
在这样一个话语表述的过程中，通过将小姐和情人进行比较，完成了对自我行为的辩解，以及将小姐从可能的情爱对象中剔除的过程，找小姐便不再等同于一般的越轨行为。需要说明的是，M05和M06都是文化界人士，而且自感有一定的品位。“在我们这个圈子里，很多人承认自己有情人，却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找过小姐。”(M05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