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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洁若:也要写到不能拿笔那一天
WWW.SRZC.COM 时间:2016-12-28 11:04 来源: 北京晚报
原标题:文洁若:也要写到不能拿笔那一天

  这一年里,拜访了三次文洁若先生。

  第一次,是因为89岁的她为丈夫萧乾编的文集《文章皆岁月》出版,又逢北京阅读季,主办方请她讲讲和萧乾读书的事儿。借了这个由头,就冒冒失失登门采访了。临走,她翻出一堆照片,“都拿去,看看有没有你们能用的”——好像一点也不戒备陌生人会顺手牵羊。

  第二次,是报道出来后,去她家归还那些珍贵的老照片,顺便把报纸带过去。她看了报道,挺高兴。又拜托道:“有个事你方便时给澄清一下,现在都说萧乾是二战时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,不是的,还有好几个,这不能弄错。”

  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,拜望之余,也把晚报摄影记者为她专门拍的照片洗出来带去。她是个很喜欢照片的人,用好多盒子来装它们,好像从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,才能看得见也藏得住时间。

  最初采访时,难免怀了一份对于“名家”的敬畏和忐忑心情,几次接近之后,才愈来愈发现她其实更像个邻家老奶奶,喜欢说话,挺爱和人打交道。打电话给她,随时都可以过去拜访,她并不怎么盘问你的姓名、身份和缘由,来者不拒似的,永远爽快地答应:“来来,我在家呢,你知道我家怎么走吧?”

  三十三载

  “后乐斋”中攀书山

  文洁若的家,在木樨地的一套老房子里,离地铁很近。自从1983年搬到这里,她和萧乾先生在这儿共同生活了16年,萧乾先生去世后,她自己在这儿住了17年,加起来有33年。每次去她家,这里都挤满了人,有采访的、组稿的、叙旧的、查资料的、联系赠书的,络绎不绝。

  这个家相当来之不易,是当年落实政策后分的。在此之前,他们的“家”曾是一个被堵住两头的门洞,在那里住了十年;再往前,他们原来的三间房曾被收走,两人过了一段“没家”的生活。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,她和萧乾为这个新家起名“后乐斋”,化用自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后来,她还专门把这句话写成一幅字裱了起来,端端正正竖在桌子上。有人为她拍照时,她一定要站在这幅字旁边。她的字很有些特色,不像别的名人墨宝那样龙飞凤舞,总是一笔一画,带着一些小孩子式的稚拙。萧乾曾对她说,就喜欢她那小孩子一样的字。

  “后乐斋”是打通的两间,一共四室二厅,听起来挺大,但内部相当逼仄。书籍、剪报、手稿、来不及扔的快递盒子,在几个屋子里堆成一座座小山。一个废弃的冰箱甚至也被用来当作书柜,因为装了太多的书而合不拢。不过最显眼的,依然是这里的老主人——橱柜高处,立着一幅萧乾1939年在剑桥时的大照片。照片中人正青春无匹,歪着脑袋,穿着时髦的夹克,像一个小男孩一样,笑嘻嘻地注视着自己晚年的生活和相濡以沫的妻子,灿烂的笑容中带了一丝可爱和淘气。

  现在,89岁的文洁若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。两个孩子都在国外,她也没请保姆,吃饭都是自己弄。时间在“后乐斋”里好像是静的:萧乾在时,他们一起读书、写作、翻译大部头的《尤利西斯》;萧乾不在了,她仍然毫不懈怠,写文章、译书编书,成为“中国翻译日本文学最多的人”。33年,一如既往。

  八十九岁

  老太太仍像女学生

  见到文洁若的人,一定会惊讶于她的“年轻”。89岁的老人,耳不聋眼不花,脑子也极清明,说起什么都知道。她走路不要人扶,虽然因为骨质疏松有些驼背,但拄着拐杖,小碎步迈得利索。她喜欢拍照,照相时,一定要换一件正式衣服,还要找到浓密蓬松的假发,对着镜子戴好。今年初夏第一次见她时,她甚至戴着一条珍珠项链,胸前别着清华校徽,穿了一件挺时髦的连衣裙,脚上则是一双中长的靴子,精神头儿足得像是刚从校门里走出来的女学生。

  文洁若不用手机,也极少看电视。她订了很多报纸,每天都会去信箱拿上来。座椅旁则安放着一台座机,一伸手就够得到。报纸和电话,就是她和世界联系的渠道。她每天都认真看报纸,重要的内容都做了标记。这些资料满满填充了书桌的空间,她会不厌其烦地翻出来给你,“看看,有什么能用的”。她至今仍保持着剪报的习惯,“八卦”一些内容也有——比如,她把一张外国七胞胎的毕业照剪下来贴在本子里,看得咯咯笑:“没什么,就是觉得有意思。”

  她喜欢和来人一起看照片,从柜子里抱出来,一盒一盒,一张一张,指点着那些合影的文化名人,也会对每张上面分属各个年龄段的自己做出点评,“这张好看”或是“这张不好看”。

  笔耕不辍

  “我的乐趣就是工作”

  认识萧乾时,文洁若26岁,萧乾43岁。认识的缘由,则是那时作为编辑的文洁若想请萧乾加工一篇苏联小说的中译文。辗转四十年后,这对文字伉俪又合作成就了一件中国翻译界的盛事,那就是《尤利西斯》。文洁若说,和萧乾一起翻译《尤利西斯》的日子,是她最快乐的时光,两个人那时劲儿很足,一天能翻译十几个小时,还有分工——“我管‘信’,他管‘达雅’”。

  直到现在,文洁若依然劲儿很足。眼看快到年底,对她也并没什么影响。像往常一样,她准备一个人过年,不打算到哪儿去,也不打算叫国外的孩子们回来。“一个人才好呢,可以安安静静工作。我的乐趣就是工作。我不会老年痴呆的,因为我一直在工作。”

  很难想象,将近九十的她,每天还在孜孜不倦地伏案读书、看报、写作、翻译,有时直到深夜。现在,她一边在和弟弟文学朴(也是一位翻译家)合译松本清张的小说,一边还谋划着将来再译译芥川龙之介。前不久,她还刚刚参加了第九届作协代表大会。

  她的一切目标,就是继续工作下去。她说,萧乾在后乐斋里做到了“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”,她也要这样。她是很有信心的。至于物质生活,她没有太考虑,简朴得甚至能忽略不计。她坦承自己在工作之外,也没别的兴趣爱好。别人送来盆花让她养着怡情,她又都一一送出去了:“放我这儿肯定就死了。”

  补白

  时刻不忘

  为阅读代言

  当我请文洁若为晚报读者写两句话,她竟琢磨了好半天,“写什么呢?”又问满屋子的人:“你们想想,有什么建议?”我说,要不,您就鼓励鼓励大家读书吧。

  “这好。”于是她很快脱口而出一句:“每日读书乐无穷。”

  写字时,她不直接写,要先在本子上练一遍。年纪大了,拿着笔就有些颤巍巍的,每一笔好像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,写得很慢却很认真。写完了,印章怎么都找不到,大伙都劝说找不到就算了,她执意不肯,说“有印章才正式”。踅摸半天,印章终于找到了,讲究地装在黄缎面盒子里,很大的一方。她说自己原来有很多印章,都被人借去没还,就只剩这一个了。

  四月北京阅读季期间,她在现场一本一本地为《文章皆岁月》签名,排队的人那么多,对每个人她都会问清怎么称呼,认认真真写上两句赠语,再端端正正落上款、钤上印。

  她也爱给人赠书,一到她家,第一件事必是送两本书给你。清华图书馆特藏部的袁老师说,文老经常给学校图书馆捐书。

  每日读书,且乐无穷,这正是她的日常生活。从清华大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,她一辈子读、编、译了那么多书,即便这么大年纪,也依然没淡出人们的视野。现在,她常常以阅读代言人、推广人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。

  今年十月阅读季阅读盛典上,她在演讲中呼吁年轻人在这个快节奏、人人低头看手机的时代,依然能读一些“关注国家命运、时代风云变幻、人类前途的书”。她的发言就像是一个书单,推荐了宗璞书写知识分子命运的《野葫芦引》,还推荐了她最近在读的周有光的《百岁新稿》、《朝闻道集》和《拾贝集》。周有光不仅是她精神上的榜样,也是身体上的——采访时她说,“我一定能活到100岁,周有光不都活到111了嘛!”她打算到100岁时写本自传。

  她家窗外是一所小学。冬日下午时分,一群小学生涌出来在操场上跳操,背景音乐是青春偶像TFBOYS的歌,欢快活泼地传进窗里,童真洋溢,与窗里宁静的书斋形成了对照,但又似乎十分和谐于文洁若那年轻人一般的劲头。她靠在椅背上,翻着桌面上的书报,似听非听,好像习惯了每一个这样孤独而丰盈的时刻。 本报记者 张玉瑶

编辑:用心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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